舟山与海上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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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与海上茶路

海上茶路是“一带一路”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以前,中国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作为贸易产品通过丝绸之路销往世界各地。当时,中国是茶叶的唯一供给国,故有“海上茶路”一说。

海上茶路从宁波港启航有3条航线:一为北上高丽,二为东渡日本,三为南洋航线,经温州、福州,到广州,然后分两路,一路去东南亚,东北非,一路去波斯湾及地中海沿岸诸国。

茶路上的舟山

舟山与宁波山水相连,是宁波港对外贸易的海上门户和通道。

日本、朝鲜来华贸易的形式有“朝贡贸易”“勘合贸易”。无论哪种形式,日本、朝鲜商船都把舟山当作过往通道,并要在普陀山逗留数天,休整一番,瞻仰佛殿金身,祈求观音菩萨保佑他们旅途平安,财源广进。

《普陀山志》说:“诸番入贡,洋贾贸易,无不系泊是山,瞻仰告酬,方始张帆远达。”明代张邦基《墨庄漫录》一书中也写道:“三韩(朝鲜)外国诸山在香冥间,船舶至此,必有所祷。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朝鲜)商贾送赐者,多刻彼国年号,有外国留题,颇有文采。”朝鲜产铜,朝鲜商人送铜物给寺院,还有给寺院题字的,而且颇有文采。清代裘琏编的《普陀山志》有“贡舶浮云”一景,明清时,到普陀山来靠泊的外国商船多得像天上的浮云一般络绎不绝。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日本商人将番薯传入普陀山,然后由普陀山流传到江南各地。这事见于嘉兴人李日华(万历二十年进士)所著《紫桃轩又缀》一书,书中说,普陀山普济寺住持性海大和尚送给他一种样子像萝卜而色紫的食物,煮食味道甚甘。李日华惊叹说:此物是“世间奇药,唯山僧野老得尝之,尘埃中何得与耶!”李日华说的“世间奇药”,其实是番薯。

元代帝王重视对外贸易,于至元十五年(1278),朝廷诏告诸番国:“列居东南岛岸者,往为互市,各从所欲。”于是外国商船纷至沓来。舟山的岑港与宁波镇海口相距仅一衣带水,而岑港口岸宽阔,三面环山,是避风良港。外国商船到宁波贸易,常在岑港靠泊,或直接在岑港交易。一时间,岑港海舶穿梭,舟航鳞集,岸上司前街外货涌入,商族云集,成为闹市,被誉为“六国港”。朝廷以昌国“海道险要”,于至元十八年(1281),升昌国县为昌国州。

清代康熙年间,正值“海上茶路”南洋航线开通,东印度公司进口欧洲茶叶迅速增加的年头,浙海关监督张圣诏认为“定海岙门宽广,水势平缓,堪容外国大船,可通各省贸易,海关要区无过于此。”在定海道头建红毛馆,作为宁波浙海关分关,定海红毛馆直接行使浙海关的职权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才终止。

英国人看到,在宁波港的海外贸易中,舟山的位置很重要。

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800余人的庞大使团,带着600余箱丰厚礼品,经过9个月海上航行到中国。1793年9月14日,马戛尔尼在热河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提出5点要求。其中2点提到舟山:一是要求允许英商在宁波、舟山、天津贸易;二是要求租借舟山的一个小岛,供英商使用,停泊船只,在那里居住,存放货物。

乾隆皇帝断然降谕:“皆不可行。”乾隆皇帝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即使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出于礼貌,乾隆皇帝给乔治三世写了回信,送了礼,使团所有人员都有赏赐,并允许装回去满满一船免税的货物。马戛尔尼无功而返,但英国想得到舟山的贼心不死,以致50多年后悍然发动鸦片战争,武力攻占定海。

舟山的茶由佛教传入

舟山的茶是跟佛教一起同步传进来的,佛教传入舟山很早,所以舟山茶的种植历史也很悠久。

佛教在舟山未建翁山县之前的东晋时期(317~420)开始传入,一个名叫韶的高僧在今定海龙峰山下创建舟山最早的寺院观音庵(后改称普慈寺)。到隋唐、五代期间,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金塘化成寺、干石览隆教寺等相继建成,封建皇朝的统治者信佛,按规定对寺院和僧侣有所优待,地方政府要拨给寺院一定土地当作“法产”。田供僧侣们种粮食,山则主要是种茶。

寺院的正常运作离不开茶。因为佛教戒律森严,僧侣忌食荤腥、美食,不准饮酒,按此规定,荤腥、美食、酒类都不能进寺院,那么敬佛、待客该用什么?僧侣们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用茶。茶不是荤腥,不属美食,茶是纯天然、易操作,有益身心的饮料,用它来敬佛,待客,再合适不过。再说,僧人每天要坐禅、念经,坐禅、念经姿势要端正,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这样坐久了,自然会感到疲惫困倦,需要喝茶。

大的寺院都设有茶堂,备有茶水,僧人到茶堂喝两盏茶,兴奋提神,消除疲劳。如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言:“使人神恩阖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寺院要像储备粮食那样备有足够的茶,用最好的茶敬佛,用次等的茶待客,余下的茶“自奉”。为此,寺院要在山上建茶园,种茶、采茶、制茶,维持日常所需。

寺院种茶的习俗很快蔓延到民间。舟山气候温暖湿润,岛上丘陵又多,非常适宜茶树生长。农民种茶当作副业来经营。

据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载,自宋代起,茶已当作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历代志书“物产”一节都把茶列为“货之属”,并加注说:谷雨前者曰雨茶,谷雨后者曰春茶,立夏后者曰夏茶,五月时重抽者曰二乌。茶产桃花山者佳,普陀山者可愈肺痈血痢。民国《定海县志》说,舟山的茶以黄杨尖芽茶、普陀山佛茶和岱山的蓬莱仙芝最佳。民国4年(1915)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黄杨尖芽茶获三等奖。普陀山佛茶明清时是贡品,到光绪年间才裁撤。1982至1984年,普陀山佛茶连续3年评为省级14个名茶之一。

元代实行茶叶专卖,茶商要向官府领取“茶引”,茶引分长短两种,凭茶引才能经销茶叶,并于至正十七年(1280)开始征收茶税。茶商们凭茶引在舟山收购茶叶,然后通过宁波海关出口到国外。

英国人来舟偷盗茶树

18世纪30年代起,英国因为茶叶大量进口,不可避免地成了对华贸易的赤字国,巨额的白银源源不断地从英国流向中国,当时中国聚集了世界最多的银两。为了改变茶叶贸易上所处的不利地位,英国采取的策略首先是增加走私到中国的鸦片数量,获取暴利来补偿茶叶贸易的逆差。鸦片市场的急剧扩大给英国带来的利益已经远远超过茶叶贸易。

英国人的另一个策略是派遣植物学家到中国来偷盗茶树、茶种。

康熙四十年(1710),最早到中国来的是詹姆斯·肯宁哈姆,此人采集了一些茶树、茶苗就回去了。

一百多年后,人称茶叶大盗的罗伯特·福琼受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派遣,两次到中国来窃取茶树、茶籽。他首次来中国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当时,舟山被侵华英军占领,福琼把舟山当作他主要的盗窃地。他在《两访中国茶乡》一书中以较多篇幅写到当时舟山的茶业。他看到岛上“到处都栽种了绿色的茶树,每年所产的茶叶,除了一小部分出售到大陆上去——宁波以及临近的几个乡镇,绝大部分都是当地人消费掉了”。1848年他第二次来华,去了金塘,他写道:“岛内广泛栽种绿茶茶树,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希望采集到一些茶树种子。因为这个原因,我把两个仆人都带在身边,一路上查看各个茶园。”福琼这次来,盗采去大批茶树、茶籽,其中1851年一次,就运走盗采来的茶树12000株,刚发芽的茶苗14箱,同时从中国带去6名茶树栽种、茶叶制作技工。

茶树、茶种运到印度,栽种在东印度公司开设在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等处茶园。他们运用大规模、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导致如今印度及斯里兰卡茶叶生产兴旺发达,20世纪之后,中国出口茶叶数量则大为减少,从此结束了中国对世界茶叶市场的垄断。其实,印度和斯里兰卡生产的茶叶,其最早的茶苗、茶籽来自舟山,它有我们舟山茶的基因。

茶文化的影响力

“茶叶从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国度款款而来,以其独特的口味和顽强的生命力扎根并生长在新的帝国。”这是美国作家汤姆·斯丹迪奇在其所著《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中开头的一句话。中华茶文化以实物为载体,以商业贸易为手段,通过“海上茶路”传播到“一带一路”沿线的世界各国和地区。宁波是“海上茶路”的起航地,舟山作为宁波港的门户和通道,且是浙江省内茶叶产区之一,与“海上茶路”关系密切。

孙中山先生指出“茶为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绿茶为六大保健饮品之冠。茶文化是最具中国元素的世界名片。

各国的饮茶习俗有所不同。日本人长期饮茶形成了特有的茶道。中国的茶宴主张饮茶要静要缓,体现生命本真,注重一个“雅”字,早在宋代起,就把茶宴跟焚香、插花、挂画一起称为“四雅”。西洋茶会则注重情调、环境要美,要有乐队伴奏,洋溢着精致生活的情趣与欢乐。尽管饮茶的习俗各有不同,但都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通过饮茶,彼此增进互信,建立互尊互爱、互惠互利、温馨和谐的人际关系。通过中华茶文化的传播,把我们崇尚以和为贵文化的优越性和魅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从而提升我国的软实力。

来源:舟山学习平台、舟山晚报、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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