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经详说》对后来的日本茶文化研究影响极大。它称为日本《茶经》研究“最初之金字塔”、“伟大的果实”。
今天与您分享的是余悦所撰写的《茶趣异彩·中国茶的外传与外国茶事》（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中第五章的内容。
在十代将军家治安永三年(1774),大典禅师所执笔的《茶经详说》刊行。这本书在《茶经》加上训点之后,又用一种和片假名相混杂的文字逐字逐条忠实地详加注解。尽管现在看来,这些注解里面刊用的汉籍好像不十分充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是了不起的伟绩。在《茶经详说》的附言里,大典、禅师对《茶经》作了归纳,提出“茶性俭不宜广”“茶宜精行检德之人”是茶道的重要内容。还提出日本最早的饮茶记录是《类聚国史》中记载的圣武皇帝天平元年招百名僧人进宫讲经,第二天行茶之仪。而且日本茶是由建仁寺开山干光国师荣西从宋归国时把茶种带回筑前的,所著《吃茶养生记》为日本饮茶史的开端。《茶经详说》对后来的日本茶文化研究影响极大,因此,布目潮汉称为日本《茶经》研究“最初之金字塔”“伟大的果实”,“同时为了此一伟大的成果,我们的研究也就要求远留在大典禅师的研究阶段上”。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大倡艺术复兴的冈包见二(1862-1913)发表用英文写的《茶之书》,其中许多地方是介绍《茶经》的。但因除用英文阅读外就别无他法,为此,当作明治、大正时代的中国茶书阅读的,仍然是《茶经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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